前美联储理事、市场广泛预期的鲍威尔潜在继任者、特朗普盟友凯文·沃什（Kevin Warsh），近日在IMF和世界银行活动上发表了吸睛十足的讲话之后，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继续“追击”美联储。
他表示，十多年前，我曾在美联储理事会亲历风雨，如今回望，那些关键抉择的余波仍在回响。他说，美联储的角色扩张、权力漂移，已深刻影响了美国经济与财政政策，现在是时候正视错误，重申央行应有的使命与界限了。
以下是他发表的专栏文章全文：
十多年前，我曾是美联储理事会的成员。那段时期并不轻松，我们做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也犯过错误。不可避免的是，当时最难、而现在依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美联储的角色与责任。
在一个尤其紧张的周末后（国际金融危机时），美联储最终出台了非常规的政策支持。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评论说，美联储已经“走到了其法定和隐含权力的边缘，超越了某些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央行原则和实践”。我们把这看作是一个警示信号——来自一位强有力的制度盟友，对其继任者发出的严厉而近身的警告。
然而，沃尔克的警告大体上被忽视了。美联储在政府内部对所有经济政策事务的角色变得更加扩张。
在我看来，美联储这种无所不包、逢时而动的扩张行为，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系统性错误。美联储更像是一个政府的通用机构，而非一个专注的央行。这种制度漂移伴随着美联储未能履行其法定职能中一项基本任务——维护价格稳定。同时，这也助长了联邦支出的激增。而且，美联储角色的膨胀及其表现不佳，削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重要而有价值的主张。
美国财政政策正走在一条危险的轨道上。尤其在疫情之后，不负责任的支出大幅增长。我很难将国家的财政挥霍完全归咎于美联储之外。美联储领导人在经济困难时期鼓励政府支出，在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时期却没有呼吁财政纪律。我更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避免谈论财政。但如果美联储选择越界，那么就应该在危机与繁荣时期保持言行一致。
自2008年以来，美联储一直是美国国债及其他联邦债务的最重要买家。美联储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比我加入时扩大了近十倍。这也是美联储在经济中日益加重印记的一个缩影。
对于资产购买（即量化宽松，QE）的创建，我也负有一定责任。2008年危机期间，我们将利率降至接近零，并寻求新的方式放松货币政策，为流动性枯竭的市场注入流动性。无论是当时以及现在，我都坚定支持这种危机时期的创新。
但危机结束后，美联储却未能收回这些措施。2010年夏秋之际，经济强劲增长、金融稳定之时，我极为担心继续购买国债的决定会让美联储卷入混乱的财政政策事务。随后，QE2（第二轮量化宽松）宣布实施。我表示反对，并在不久后辞去了美联储职务。
量化宽松在2010年代虽有起伏，但已几乎成为央行政策的固定特征。国会议员们发现，在美联储压低融资成本的支持下，拨款变得更加容易。央行与表面上的财政当局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分辨。
央行的自负并不限于货币政策。“气候变化”和“包容性”是高度政治化的问题，美联储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裁决这些问题的权力。
举两个例子：首先，2020年底，美联储加入了“绿色金融体系央行与监管机构网络”（NGFS）。美联储表示，在气候相关工作中“积极活跃，在许多情况下发挥领导作用”。快进到2025年1月——在一个政治环境大为不同的时点——美联储退出了这一“绿色”组织，并调整了表态。
其次，2020年8月，美联储宣布了一项新颖的货币政策框架。在我看来，这种新框架是美联储对外宣告“历史的终结”——认为高通胀已经被打败，未来主要风险是价格过低。
根据这一新框架，美联储将其法定任务中的“最大就业”重新定义为“广泛且包容的就业目标”。新的措辞“包容性就业”，被普遍理解为美联储愿意容忍更高的通胀，以便某些群体能够实现更高的就业率。
近期，美联储领导层对新旧“充分就业”定义是否存在实际区别的表态变得含糊不清。如果在实践中并无区别，那么新的表述只是出于政治姿态？如果确实不同，那么国会是否不该有发言权？
我还要指出，美联储误判了经济局势：其新政策带来的最大代价，最终由那些所谓的受益者承受得最为严重。美联储在职责范围之外发声越多，就越危及其确保价格稳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能力。
过去大约40年里，美国人几乎不必担心物价水平的变动。如果美联储在本十年继续维持令人艳羡的价格稳定纪录，央行可能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但后来，美联储在基本面问题上失足，通胀飙升。
稳定的物价曾是美联储的护身符。就像电影中的主角护甲，保护其免受挑战。但美联储不断扩张职权和抱负，增加了自己的暴露面积，也暴露了更多脆弱之处。
央行独立性常被援引，却鲜少被明确定义。独立性本身并非政策目标，而是实现特定重要政策结果的一种手段。
当美联储的政策受到批评时，独立性就会被本能地拿来作为护身符。国会赋予美联储银行监管与监督的重要职能。但我认为，在银行监管和监督政策上，美联储并不应享有任何特殊的豁免权。美联储在银行事务上主张独立性，反而削弱了其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独立性的正当性。
当美联储背离其信条和传统，行使本属于财政部的权力，或在社会议题上表态时，它进一步危及了在最关键领域保持操作独立性的能力。
我坚信，货币政策的操作独立性是政治经济学上的明智选择。我也相信，美联储独立性的维护主要取决于美联储自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家们应被当作被宠坏的王子对待。当货币政策成果不佳时，美联储应接受严格的质询、强有力的监督，并在犯错时承担应有的谴责。
我们的宪政共和国之所以容许一个独立的央行存在，是因为它能紧密遵循国会指示的职责，并成功履行其任务。我们应该记住，公众的真实偏好是，对通胀、对救助以及对权力扩张，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
美联储当前的困境，主要是自作自受。要挽回信誉、修复地位、最重要的是避免给公民带来更糟糕的经济结果，就必须进行战略性重置。